【摘要】马启代旗帜鲜明倡导的“为良心写作”的诗学理念，早已得到来自诗界权威与民间的广泛褒赞与肯定，他遵循这一理念孜孜以求的写作实践及取得的丰硕成果，无疑会成为当代中国新诗史中醒目的一页，同时，它们也为急遽幻变的新语境之下诗歌的价值取向、语言形式、审美形态等的不断探索与创新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马启代  诗歌魂魄  为良心写作

1
 

  当代著名诗歌批评家、诗人燎原教授在给“诗道之问——马启代诗歌月”的贺信里说：“在当今诗坛，马启代是一位集诗人、诗歌批评家、诗歌编辑家、诗歌活动组织者于一身，专门为诗歌而存在的人。”这段话精妙至极，它让我们从对马启代缠绕在诗歌本体之上几个身份信息的读取，看到了马启代“专门为诗歌而存在”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的人格品性——也是形成马启代“为良心写作”的诗人人格的最基本、最根本的精神前提。
  马启代旗帜鲜明倡导的“为良心写作”的诗学理念，早已得到来自诗界权威与民间的广泛褒赞与肯定，他遵循这一理念孜孜以求的写作实践及取得的丰硕成果，无疑会成为当代中国新诗史中醒目的一页，同时，它们也为急遽幻变的新语境之下诗歌的价值取向、语言形式、审美形态等的不断探索与创新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我理解这句话的本质意思，就是强调为文者要用真情实感写作，要用独立的理性的思考写作，要站在社会公平、正义的立场写作。这似乎是马启代“为良心写作”诗学理念的源起。泣血之真，是其内核。所谓“泣血之真”，就是诗人应以良知关照人类生命境遇、社会生活、历史现实和时代人心的自觉自律。马启代把“为良心写作，就是说真话的写作；就是敢于说真话的写作；就是坚持独立思考、坚持揭示真相的写作；就是探究真相、揭露谎言、呼唤人性的写作”之精义，概括为“坚守人道基点、悲悯情怀、怀疑精神、批判立场。”这一概括既是意思的递进，又是内涵的提升，它把诗人对写作立场的追求姿态，提升至诗人对诗歌精神的捍卫与坚守。这种求真较真的倔强的写作姿态与诗歌精神里的从没缺位的道义担当相呼应，形成了诗人与诗歌在人格与文本的气质上能够谐和的互指互证关系，大家公认的马启代诗人人格与诗歌风格里浑然共存的峻峭朗然的“风骨”“血气”特征，也是马启代诗人人格与诗歌灵魂共同的魂魄。
 

2
 

  诗人从事的是个体的作坊里的劳作，同时，诗人个体本身也是主要被劳作的对象——诗人人生酸甜苦辣、荣辱成败、坎坷沧桑的经历，无不是其劳作所需的上等选材，而诗人额头上结晶的盐，眼睛里滚动的泪，胸口间翻飞的歌，都是劳作所收获的果实。守住了劳作清寂的个体，也就守住了灵魂内心的纯正；守住了一仄作坊，也就避免了流水线上标准化产品泛滥。
  尽管如此诗人会很孤独——这个孤独不是天生性格的孤独，这个孤独是心性修为之物。孤独既始于诗人的禀性，也是诗人的秉性使焉。孤独能使诗人感知事物的神经异常敏锐，捕捉到大千世界万事万物些微的脉动；孤独能够使诗人思想沉静下来，并在沉静中深入、抵近事物本相。孤独是一种顽疾，也是一剂良药。“当一个人的写作有了痛感，他才开始进入自觉的写作状态，他会孤独，会把自己、也开始能够把自己写进去，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创作。”（马启代《新诗观点》）……对于诗人马启代而言，孤独同时指向另一个词：个性。没有个性的诗人，就像翅膀功能退化了的鸟，他们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天空和飞翔方向，只能在地面扑腾着打转转。诗人个性体现了诗人的精神向度，即诗人对客观世界、事物本质感知的灵敏度，对生命、历史、现实和时代认知的深浅度，以及诗艺审美情趣的把控力等方面。诗人的个性给予诗人人格和诗歌风格鲜明排他性的标签。
  个性，不但为甄别马启代诗人人格和诗歌风格的“别具一格”提供了重要指标，而且是形成马启代诗人个性中的诸如生命基因、历史文化、地理文化、民俗文化、人生阅历等等的复杂成因，也为他诗歌表达加注了丰富的背景信息，丰满着诗歌题旨内涵，有些信息还被他直接转换为其诗歌构成内容。这一点，我们从下述举例可循到证据：马启代曾对自己诗人“风骨”“血气”的个性成因作了精彩的回溯：“我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为大野一马，泰山一蛇’。泰山是我的精神原点，大野泽是我的家乡东平的古称……我作为水浒文化哺育中长大的人，自然有好汉崇拜的情结。”这里的“马”，一则，指他的姓氏，二则“大野”在地名之外，更具辽阔、广阔的寓意，这时说到的“马”同时具备了悍放无羁、扬蹄奋进、追求自由的象征；泰山是他求学与走上诗歌之路的起点，也是他灵魂炼狱之地，荣光与屈辱在此揉结沉淀，成为他精神的原乡；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水浒之地，赋予他无惧、彪悍、担当的“反暴安良”的好汉脾性。这些丰沛的基因的、精神的、文化的、传统的精气，叠加“一个半途而废的教书匠/无所作为的士绅/败走麦城的商人，奋发自强的囚徒”（《墓志铭》）的沧桑、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便生成了“思想者，是天生的反对派”（《墓志铭》）的诗人个性，和“那腔英雄气，一千年郁结不散”（《东平湖帖》）的诗人良心，它们继而合媾为精神层面上诗人良知和诗歌良知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马启代诗人个性也加固了他守恒的独立写作立场。我曾为当下浮躁的诗坛撰写了这样打油买醋式的对联：“呼朋唤友，诗派林立，山头飘忽圈子旗，有名无实；结党营私，诗风日下，江湖尘嚣卖骚曲，搔首弄姿，狗苟蝇营”。在欲望疯长浮躁蔽日的诗江湖，人格同流合污，写作同唱一首歌，这样的现象司空见惯，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独立思考与写作却日益稀罕。“一滴水只有从洪流中分离出来/它才是真实的一滴水/它无法改变一群水的走向/它甚至无法唤醒另一滴水/它也不被其他水所改变”（《一滴水的内心是不安的》）；“我习惯了在岸边散步/这里远离城市的中心/河岸和河道都低于地平线/一个人走走，容易找回自己”（《按自己的方式宽阔着》）……这些看似普通的语言，于特定语境中通过转喻、双关修辞进行语义适配性重组，却成了摒弃集体叙事语言的马启代语言，它们突破了语言被传统概念固化的边界，极大释放了语言内蕴的丰富寓意，营造出神性禅意并具的诗意诗境，使思想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自由驰骋中获得高度与深度。马启代以其个性化的独立写作催生出的诗歌，就像烙印着他自己名氏的一派诗歌碑林，令人流连忘返，令人叹为观止。
  所以，第六届人人文学奖颁奖词有了对诗人马启代和他诗歌这样评价：“在人格平庸化的世风里，他保持了做人为文的风骨，在物质上的价值扭曲中，他捍卫着精神的自由，在认知流行化的当下，他的创作由繁入简，又由简入繁，赋予了汉语诗歌新的审美空间，彰显了个性的独立和灵魂的高度。”
  

  诗歌是基于人性的写作。
  人性的复杂性，为诗歌丰富多元的情感与思想表达提供了无限可能。人性有黑白，有真假、有善恶，有美丑。它们用孪生的面孔和笑意迷惑、蛊惑着诗人，考验着诗人的灵魂意志。但是，诗人有爱恨之心，喜好之情，思考之立场。“只有怀着伟大的爱心的人，才会把爱和憎分得清楚明白。”（冰心《从去年到今年的圣诞节》），我深以为然。恨常常会发酵成无法遏制的烈火，灼烧得令人癫狂，爱才会使人心情坦然平静，保持清醒的理智。良之心，即是爱之心。诗人的良知使诗人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是对人性进行解剖的手术刀，它可以把美好与丑恶的成分清清白白地剖析出来，作为写作中的论点和论据。诗歌意义的成色非为技艺左右，而取决于诗人的价值取向。只有在良知加持之下，才能做到知黑守白、辨假持真、鞭恶扬善、摒丑赞美，才能不辜负诗人冠以“人性漫长黑暗坑巷里的指引光明的提灯人，人性污秽浑浊泥淖里打捞真善美的清洁工，唤醒麻木救赎灵魂的天使，揭露真相捍卫真理的战士”之使命——
  “春天，我要把阳光收集起来/放在花朵里收藏”“春天，我要把阳光收集起来/放在诗句里收藏”“春天，我要把阳光收集起来/给风一点，给云一点，给流水一点/让它们带向远方”(《春天，我要把阳光收集起来》)；“我要在春风里跑出春风/在枯枝败叶中写上葱茏/让板结的土地感受到诗意的热情”（《做第一个在春天里奔跑的人》）；“让牧草、马兰花和成群的牛羊成为主人/把阳光的金子和白云的帐篷全部变成福利/所有我叫不上名字流水和微风都分配居处”（《马兰滩》）；“作为人，要爱人”（《魔域·寅月篇》）……流淌在诗人血脉里的广博之爱，蕴藉而温暖；譬如诗人诉说的无奈与抗争，隐蓄着一个时代社会的现实真相，和诗人生存的文化生态，以及诗人精神宿命里的傲骨：“从泥土里打磨词语”“为了躲开人类的挖掘，那些血腥十足的铁爪/它必须把自己向深邃里写”（《蚯蚓，是地下诗人》）；“我明白这是冤案，更是谎言/可我已经证实，也已经证伪/他们却哈哈大笑，只收人头/“我是无法割下自己头颅的”，“关道统，非关宁死不屈”（《投名状》）；“我体内的大海正翻滚着/文字与血不会结霜//水也有骨头。它们站在野草的肩头/坚持用白对命运说：‘不！’”（《写在霜降》）；譬如面对世界怅叹息之后发出愤懑的质疑：“天空，光没有了，蓝也没有了/鸟儿吃什么？”“天空，光没有了，蓝也没有了/人们仰望什么？”（《天空，光没有了，蓝也没有了》）”；譬如诗人良知里对人间的不泯的期待：“每一个脚印都会说话/鲜花和太阳依然在大地上开放/天幕拉下，星辰都是幕布上预设的灯盏”（《所有金黄的，我都唤作黄金》）……
  “无论反思性诅咒、赤子性赞美、还是孤苦无助时的哀鸣，都是我在不同境遇、不同层面、以不同方式说出的真话。”（《泰山下说诗》）马启代基于人性和价值立场的纠结性表达，使得马启代诗歌仿若冷峻而不乏暖意的棱体，辐射出独异而繁复的光泽。
 

4
 

  在一个并不允许翅膀自由飞翔、甚至时刻面临被剪掉翅膀的时代社会语境里，“天生反对派”的诗人不会为时代社会所待见，杜甫所言的“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便似乎成了诗人与之俱生的宿命。他们从来都属于高危行业的从业者。“这个季节，什么都挂着春天的名义/再肆虐的风，也只能叫春风//春风这把剪刀，却不知掌管在谁的手里/剪出细叶，也剪掉细叶，还有花朵”“我想翻身，手上都是小草绿色的血液”（《手上都是小草绿色的血液》）。风险永远暗藏在真相和批判的背面。但是，诗人人格良知决定了他们不会放下批判的武器而束手就擒，这就需要诗人必须掌握批判的策略——既要保持思想家耿直的凛然，又要具备哲人迂回的睿哲；既要通晓辩证法，又要熟谙方法论；既要执着批判，又要懂得如何批判。
  勇毅的抗争精神是诗人马启代典型的人格品性，浓烈的批判色彩是马启代诗歌的典型风格特征。马启代的思想批判常常通过对自我人生反思的考量，对冲扑压向他的时代，显现为隐忍的雍容：“我一向认为，一个作家的全部价值在于处理自身命运与时代话语之间失败的经验，写作是我对现实妥协的无奈之举。”（马启代《新诗观点》），反映于他的诗歌里，呈现出以小博大、绵里藏针、刚柔并济的品相。可谓修炼的是内家功，出手的是形意拳——
  “阳光里何时弥散着火药味？/——我嗅出，但不说出，说出来就会引爆”（《魔域·酉月篇》。真相瞒不过诗人。我知道，但是我不说；我不说，因为我知道。这是独善其身的清醒的糊涂，这是别于明哲保身的糊涂的明智；
  “蚯蚓，——是地下诗人。最懂黑，所以不说话”“为了躲开人类的挖掘，那些血腥的铁爪/它必须把自己向深邃里写”（《蚯蚓，是地下诗人》）；“我的感觉就是水下的感觉/我的孤独就是一条鱼的孤独/鱼族里也有种种感觉/因而我只有在时间的水里游来游去”（《我果真就是一条鱼》）。战士不是莽夫，战斗不必肉搏；躲避不是逃避，隐身不是埋身。智慧者懂得避其锋芒韬光养晦的深意；
  “这些年，我被逼出了两项本领/一个是隐身术，一个是分身术”“绝望的时候，我常常练习捉自己/让假我审判真我”“我每天都悄悄地举行葬礼/窃取那些大会开幕式上的音符做哀乐/在我看来，他们庄重的样子颇像孝子”（《捉自己》）。痛并乐着，苦并笑着。诗人是百变的孙悟空，诗人是杀不死的胡汉三。讽刺揶揄的智慧达至极点；
  “阳光下，秋虫满地爬行/它们一定是读懂了神谕/在各自选择活下去的路径”（《阳光下，我看到秋虫满地爬行》）。“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丝绸一样的生活/你看天空/太阳和月亮走在上面都打滑/爬上去，就滑下来/一个骨碌就是一天/好在。再黑的时候也有星星照看着/还有许多智慧的大脑在大地上发光”（《盛泽的天空是丝绸做的》）是的，黑暗算得了什么，戕害算得了什么。诗人是光明的宠儿，是真理的爱子，尽管他们不得不“爬”，但是“行”就是他们探索真理、无可阻挡的“路径”；
  “不知道去了哪里/——我说的是照耀过我的人和事/以及伤害过我/或正在护佑和鞭打我的//多么美好啊/活在苦难的人间，温暖而幸福”（《居有所思》）；“我要在寒风里跑出春风/在枯枝败叶中写上葱茏/让板结的土地感受到诗意的热情/这一些，是我应当做到的”（《做第一个在春风里奔跑的人》）像毛泽东说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诗歌就像其他创作一样，是一种精神创造。”（《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这即是诗人宽博的情怀，批判的至境——把人间的爱还给人间。
  ……
  马启代闪烁着开悟和智慧光芒的诗歌，正是诗人对屈辱磨难人生经历不停的叩问反思，对价值信仰矢志不渝的追求，与诗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处于精神挣扎状态而不断尝试突破过程中所获得经验的化合而成——“从而使他的凛冽感转换出通达普泛存在的宽阔与暖意。”（燎原对马启代诗集《失败之书》的评语）马启代诗歌堪为诗人批判艺术的指南针和教科书。
  我们的很多诗歌不乏批判立场与批判精神，但是言之无物，看不到具体明晰的靶标靶心，往往端起枪对着天空一通乱扫，痛快是痛快，解气是解气，可是难免空泛空洞，难以触击人心，徒劳无功。“我的诗行里几乎包含着我个人全部的精神挫伤和所有留在心底的风雷。我始终看到一双眼睛，在注视着这个世界，包括人类的内心。”（马启代《新诗观点》）马启代诗歌批判的力度，恰恰体现在他对社会和人生俯瞰性扫描后，能够从属性相同事物中精准提取出与自己人生经历某节点相契合的单体，并洞穿其本质，复用以反观事物：“真正的文学就是社会和人生不正常时期结出的血痂。”有了对文学本质和对文学对象本质的清醒认知，也就能明确批判的方向和用力点。所以，他的诗歌没有形式上的臃肿肥大，内容上的庞杂虚浮，基本聚焦于一人一事一物或其一片段、一断层，采用精准的点射，显影清晰，犹如找准穴位的针灸，疼痛感由穴而神经而全身波及，实现诗歌之唤醒与警示的“文以载道”的社会性功用。

  我们评论诗人或诗歌的时候，往往会忽视诗人身份对于诗人人格和诗歌道义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诗人身份是诗人精神文化从业者的身份符号，其概念内涵大于诗人称谓。诗人身份建立在诗人高尚人格、优秀作品之上，而不是附庸风雅的自封，也不是沽名钓誉的自命，更不是溜须拍马的捧奉。著名诗人北野所说的，“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天职，既不是替国王牵马，也不是替骗子传话，而是把自己的思想用黑墨写在白纸上。”（《南门随笔·<最好的墨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7年3月版）就是诗人对身份理性内视而内生的道德意识感，它会外化为诗人的自觉写作行为。由此，也就能够明白诗人使命和诗歌使命之所在。诗人身份是围挡在诗人人格尊严和诗歌精神尊严最前、也是最后一道长满锐刺的篱笆。尊严是诗人人格的筋骨，是诗歌里的铁和钙。诗人身份尊严体现在怀有对自我灵魂人生、对世间万物不离不弃、不移不变的心灵关注，以及由此生发的博爱、宽悯情怀。没有尊严的诗人不能称作诗人，他们写不出纯粹的诗歌，更无须妄谈写出好的诗歌。
  “你就是诗人/乘着时光的马车永不停息//你就是诗本身/把荆冠和桂冠都戴在头上”，马启代的这几行诗与博尔赫斯“诗歌是烧掉我的火，但我即是火”的表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最初读到这几行诗是在2021年1月28日《华诗诗界·诗海诗星》“佳作欣赏”栏目里，是题为《乘着时光的马车永不停息》诗中的第8节；这次是在马启代2003年出版的诗集《一百首短歌和一曲长调》里读到的，是题为《倾听》短诗的其中一节。由此可以看出马启代对这几行诗的重视。至于其中的原因，我想，是因为这几行诗极为精准传神地将诗人身份作了高度地形象化，且这一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至于之后在这节之上加的两节：“没有一场风雨与你无关/没有一场灾难你看不清//那些试图阻挡你的城堡/无不站满了你的千军万马”，则使这一形象因为有了具体的事理依据，而更加丰满。马启代对于诗人身份的珍视达到了洁癖程度。顺便插一点，我最早读到“荆冠”是在昌耀的名诗《慈航·记忆中的荒原》里：“摘掉荆冠/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这里的“荆冠”意喻苦难。显然，马启代仍沿用其喻意，用以强化诗人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姿态：“无论文字给我带来荆冠还是桂冠，我都要用一生来践行‘为良心写作’的精神宣言。人活着的意义也许在于，争取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诗人身份需要与诗人身份相匹配的诗歌作品作支撑：“是否写诗的人都叫诗人？可我/不知道什么才叫诗？活在天地之间/我该如何，如何给万物命名？”（《疑问》马启代以调侃指证了一种当下诗坛的荒唐。其后，他又直白地说道：“如今诗人的帽子太容易戴了，著名都不值钱啦。”其实，这正是有名无实滥竽充数的诗歌混子们制造出来的假象。“诗人帽子满天飞”，既有马启代在高度上指出的“社会价值混乱、精神迷茫”（马启代诗歌月系列活动之公益诗歌讲座《《从诗道之问谈起》》）的时代环境的原因，其实还应勘探出诗歌混子滥竽充数者们自身的原因——为了与真正诗人区分，我还是送他们一个不算尖刻的诗写者的称谓吧。他们是泛个性化催生出来的一类。互联网时代，为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创造了条件，开放与桎梏成为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并存而非对立的生存常态，一方面它为诗写者个性解放带来了最现实的可能，提供了最广阔的张扬空间，但同时极大降低了他们身上的社会粘性，表现为：几乎每个诗写者都能在各种自媒体上沾沾自喜地彰显自我、标榜自我，都能在自制的兴趣茧房里孤芳自赏，而其实他们在独乐乐陶醉的同时，却迷失了本真带来的些许灵气，斩断了伸向世界万事万物的心灵触须，丧失掉了寻找、发现、思考，以及表达的激情、灵感和能力。他们不是不懂得诗人要“给万物命名”，只是一旦失去了对“万物”的心灵关照，他们只能蜷缩在对身体、器官、梦幻、个欲、私利及与此有关的事物表象上，泡制出那些低俗低劣、变形变态的东西。他们的存在，破坏了诗歌生态，败坏了诗人名誉，玷污了诗人身份，因此，凡有良知的诗人都会对此深恶痛绝，甚至，不惜发出诅咒般的声音——
  “如果一个诗人病了/发出的声音是混沌的/那就不要选择再活下去”（兆艮《诗人之死》）。
  ——对于混子滥竽充数的诗写者，有名无实的伪诗人，被阉割了人格风骨气节的诗人，可谓辛辣至极，却字字有理，针针见血。这是为捍卫诗人身份尊严，捍卫诗歌精神纯正敲响的警钟。
  为此，我觉得所有诗人都应该像诗人马启代面向灵魂心目里的诗人身份做这样斩钉截铁地自证和掷地有声地宣誓：“我没有停下脚步，不会后转，我拒绝身后有毒的鲜花/这支笔，靠良知扶着，不会低头”（《写给亨利希·曼》）；“没有写过一个向权力献媚的字，没有用廉价的颂词糟蹋过母语，没有漠视过任何自己感受到的苦痛！没有，从来没有，今后当然也不会有！”（《失败之书·自序〈为良心写作〉》，中华百科出版社2020年8月版》
 

6
 

  马启代诗歌具有浓烈的象征主义色彩，它为马启代现实批判主义基调的诗歌，添加了绚烂而柔和的涂层。铺天盖地的奇峻、诡谲而绚烂的比喻、象征、双关、借代、通感等修辞手段的交互运用，构成马启代诗歌的语言特色和文本特色。修辞是诗歌写作常规使用的手段。修辞手段的使用，一是为了增强语言表达效果，二是为了提升艺术审美效果，三是为了满足特殊语境之下实现“曲线救国”之需。这里所说的修辞构成马启代诗歌语言特色和文本特色，主要指马启代对修辞元素所做的原创性的更新与再造，以及于此之上构建起的独异的修辞文本。从现实层面来看，它们也是诗人在特殊语境中“不得不”选择的写作策略。
  当语言作为诗歌表达载体和工具出现的时候，诗人对语言的使用，考量着诗人对语言数量掌握的丰富程度和运用经验；当语言作为诗歌构成内容的时候，诗人对语言的使用，则不仅体现着诗人对语言基本语义内涵的理解能力和语言审美趋向，还能暴露出诗人对语言的态度，折射出诗人内化于语言肌理中的思想和价值观。语言是诗歌不可无的基石和沃土。诗人应当对语言抱有敬畏之心，这也是诗人良知里不可或缺的重要品性之一：
  “……康康/你降生在一个诗人家庭//父亲给予你的空间被书切割/我的爱都排成铅字四处游荡/康康/书架上站满了父亲的肋骨”“诗是无法变卖的/还有灵魂/父亲的良知扎入黄土深层/翻开看/满是地球的血肉”“儿啊，清洗你的每一块尿布/我想对待每一个诗句一样认真/我知道/再有一个冬天你就长大了/面对纷沉的世界/要敢于去踏平这沟沟坎坎”（《写给我儿康康》）
  马启代诗歌就像我随手翻到的这首一样，即使有很多递进、深化语义的修辞，但是，读起来却晓畅得如同白话，没有丝毫晦涩拗口之感——暂放分析诗歌要表达的意义或艺术感染力，我们单看其语言以及细看到每个语素，都清澈得一眼到底，白净得没有纤尘粒埃，素朴得像俯首可拣的泥巴——马启代诗歌凝重端庄中旋出的清朗诗风，正是其清朗语言带来的，正是因为他目睹了诸如器官体、屎尿体、口水体等等对语言亵渎乱象之后，对诗歌语言进行警醒与反思所得：“汉字被强行喂养了许多世俗的、意识形态的毒素，需要我们清洗、擦拭、保养、呵护，重新唤醒它的灵性和表现力。”（《泰山下说诗》中国作家网2016年8月24日）
  通常认为，语言是修辞的培养基，修辞是语言的改良剂。而在马启代诗歌语言里，修辞是他基于传统语言概念的颠覆性改造，是对传统语言语义内涵的创新性重置。这种具有革命性的语言工作，一则出于诗人对诗歌艺术追求的自觉，二则是前述谈到的，即处于特殊语境里的“不得不”，所以，他的修辞语素和整个诗歌文本中，总是隐隐透出源自精神内心的挥之不去的忧患与抗争混杂交融的情绪。不过，这也印证了“愤怒出诗人”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在欲说，而不能说；要说，而无法说的精神压迫下，马启代独创出一套只有自己人才能听懂的“暗语”，只有自己同志才能读懂的“密码体”诗歌文本：
  “——蚯蚓，是地下诗人。最懂黑，所以不说话”“为了躲开人类的挖掘，那些血腥十足的铁爪/它必须把自己向深邃里写”（《蚯蚓，是地下诗人》）；
  “每一个骨节/都被暗箭射成了蜂窝”“血流干/就是瞄准了的枪口”（《藕》）；
  “这些神的使者，不需要盔甲的战士/从来没有厮杀声，不见刀光剑影”“锈不知疲倦，在油漆的下面”“直逼贴的骨头。锈的牙齿是最坚硬的”（《有多少铁锈已经向铁宣战？》）；
  “我双手捧着一颗硕大的椰果/贪婪地吮吸着汁液/此时感觉，仿佛领受了大自然的馈赠/它们就是伟大的思想家啊/要知道，作为思想者/面对海啸和台风仍如此毫不畏惧地昂首挺胸”（《椰子树是伟大的思想家》）……
  对这些诗，似乎不需任何解读，如他在《一张白纸是危险的》诗中所说，“能读懂历史的人都能读懂白纸的文字”。
  “蚯蚓”与“诗人”、“藕”与“蜂窝”“枪口”、“椰子树”与“思想家”，“锈”与“铁”——这些不时出现在马启代诗歌里互喻且可互证的新异的形象喻体，不但为他的诗歌带来陌生、悬疑的艺术魅力，而且，这些形象喻体在特殊语境中获得了明确的专属的身份指代，这无疑是马启代为他们进行的全新意义的命名，有效避免了“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阅读歧路，这点尤其重要，——“对于特殊事物的命名能力，是一个具有原创品格的诗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意味着，正是这类诗人的存在，一个时代既有的诗歌（包括文化）词库，才会有那种与一个时代相应的新鲜词语不断出现。而一个时代的诗歌才会在这些新生词语活跃的内动作用下，形成新的面目。陈旧的语词和语词方式只能重复陈旧的内容，常规性的语词和语词方式无法表达复杂的思想。”（燎原《昌耀评传》，作家出版社2016年3月版）——可以说，这些具备命名意义的独一无二的形象喻体，是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的发明与创造，是马启代为异彩纷呈的中国诗歌喻象语言库廪做出的令人惊羡的贡献。
 

  
  从诗人对特定字词的选择，或者说诗人对特定字词的习惯性运用中，可以管窥到诗人潜意识里固化的某种情结。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选择属于诗人源自精神心理的被动自觉行为。但是，在诗人把它们与一定事物搭配起来，植入有意识地精心设置的场景或情景氛围里的时候，它们却既能起到对一种事物存在状态的特别强调的指认作用，也能起到深化诗性表达意蕴的作用。譬如检索马启代诗歌会发现，“一”和“风”是他使用频次最多的两个字。
  先说“一”：“我是众多蚂蚁中的一位，一个喜欢观察天象的异类/为此，我已写下了厚厚的笔记”“草木枯荣那是大事/一只蚂蚁的叹息，会让天空为此瞩目好久”（《一只蚂蚁的叹息，会让天空为此瞩目好久》）；“一滴雨不一定甘心活在云里。是的/飞翔的日子，并非出于自愿”“一滴雨，没有折断，逃离/抱着满怀的风声，滴进我仰望的肉体/灵魂上长着几道伤口//另一滴，砸在春天/一朵热泪盈眶的花蕊上，花没有喊疼”（《一滴雨降落的全部过程》）；“一棵长高的树是孤独的”“一棵站在高处的树是树的传承者/树下的一群人却无法辨认自己的脉系（《一颗被摇来摇去的树充满了智慧》）”……这个量词在我看来，除了它在诗歌中有着与孤独、与弱小、与卑微有关的隐喻之外，它还是诗人独立为人、个性为文的坚持，是诗人肩负道义使命敢于担当的扁担；而当它以“1”站起来的时候，它则是诗人挺直的孤勇而不屈的精神人格形象的写照，也是马启代诗歌中一直挺直的脊梁。
  我们再看“风”：“肯定是一股风扑了过来/把一片小草，狠狠地摁在了地上//这个季节，什么都挂着春天的名义，再肆虐的风，也只能叫春风”（《手上都是小草绿色的血液》）；“沙粒都是飞累了的风/喘口气，它们还要赶路//有人说，它们都是渴死的水”（《在腾格里》）；“我愿意被风吹着/吹出我体内的雪花、砂砾，还有阴云//我只能被风吹着/吹出我的疾病、思想，还有文字与诗歌//在四季的风里，我按时开花、抽穗、结果/在命运的风里，我摇摇晃晃，像站不稳的山河//我知道，我将在时间里被吹皱、吹老、吹干净/肉体还给大地，灵魂皈依天堂”（《我愿意被风吹着》）……马启代大量诗歌甚至直接以“风”作了诗题：《风为何居无定所》《风到了》《风是不能随便吹的》《风开始一天一天暖起来》……我猜想了他如此喜欢“风”的种种理由，但是，当我读到他下面这些诗的时候，我似乎找到了答案，而且，它们比我种种的猜测更为直接，更为有力——“没有风吹不开的东西/天空可以吹开/春天可以吹开//没有风吹不动的东西/一棵草吹绿，又吹枯了/一个王朝吹生了，又吹散了”（《没有风吹不开的东西》）；“风有不同的姓氏/也有不一样的性格/它们是造物主的信使/或者/就是造物主的本身//妖风、歪风、黑风、清风/暖风、寒风、狂风、春风、秋风/……/这庞大的家族/让我们幸福，也让我们不安”（《风到了》），“它们死在我的掌心，却说出了天堂的秘密”（《风是不能随便吹的》）。“风”为马启代诗歌推开一扇辽阔深广的精神世界之门，这是情思与情怀同在的世界，是风情与风骨同在的世界。
  
  如上，本文的探讨仅是粗线条的勾勒。诗人马启代与马启代诗歌所呈现出的繁复、奥妙、深邃的互文性阅读空间，为我们对诗人人格与诗歌精神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注：本文所有引文或引诗，除具体标明出处和作者外，作者皆为马启代。

                                                               

  钟岩松，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散文诗《柳笛》曾分别被选作人教版语文小学四年级《麦哨》群文阅读、部编版语文小学三年级提优密卷阅读短文。已出版散文诗集《晨露集》、诗集《爱情季节》、文艺评论集《气象》。现居威海。